從地方出發的人文教育:Aarti Kawlra 演講後的幾點思考

有關人文教育、在地與真實對話的思考小記

本文受到學者Aarti Kawlra[1]以“New Approaches to the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”(新自由主義時代下的人文學科新取徑)為題的演講啟發,思考一個問題「什麼樣的參與/對話/教育才算是真實的,而不只是形式上的模擬?」

Kawlra在演講中首先指出學生和學者在新自由主義下的現況:技術生產導向、市場價值導向、追逐流行議題。這三種現象正是一種「形式上的模擬」,當這種價值觀成為默認的工作框架時,最根本的研究動力會被置換成爲一種可量化的學術資源。與之相對的,是她提出的一種跨越邊界的人文學科(humanities Across Borders)。當我們能夠從我們的棲居之處出發,重視「我們在哪裡」「我們是誰」「我們有什麼」「我們如何認識世界」這樣的問題,讓研究紮根在特定的情境、具體的地理位置與身份之中。這種教育方式被稱為Place-Based Education(PBE),它有趣的地方在於,它沒有假設知識是從「普遍」流向「特殊」——正如傳統的知識傳播的金字塔的想像,最上層是最抽象、也最具價值的知識,在向下流傳的過程中才轉譯成為能夠應用的通俗知識——而是反過來:從你所在之處的特殊性出發,才有可能觸及某種真正「人文」的知識。

這讓我想起近期讀到的Irit Rogoff(2008)的文章《Turning》。Rogoff在文中提出parrhesia(傅柯意義下的「直言」)作為一種教育實踐的理想:重要的不是知識是否「正確」,而是能否在那些尚未成形的邊緣空間中,使某種真理得以被說出——一種具有風險性、批判性與公共性的言說。對照Aarti的PBE框架,兩者的共同點在於都拒絕「先格式化再流通」的知識邏輯。PBE問的是你從哪裡來、你帶著什麼知識;parrhesia問的是你願不願意在說出在自身所處的情境中,尚未被看見、甚至是被更大的框架所抹去的現實。這兩種問法,都在賦予那些在新自由主義教育體制下被忽視的、將一切等量齊觀視為市場視角下的「資源」被我們重新看到的機會。

在PBE的脈絡下,Aarti指出四種在地知識生產的實踐活動:

  1. 工藝(craft):通過耐心和沈浸的過程,對抗現代教育的二元對立。
  2. 食物:藉由開放和意願,打開學術和社會之間的界線。
  3. 空間與位置:這是一種超越「課堂」界線的校園實踐。通過走、看、繪製地圖,使得校園作為一種空間本身可以被重新看見。
  4. 文字與說故事:旨在練習不用學術語言描述事物。提問、傾聽、記錄是能夠 好約觀念框架來建立人文連結的工具。

最後想談談這次演講中一個讓我反思之處。Kawlra帶來的演講概念非常完整,理念清晰,方法具體。所探討的議題,也正是藝術學校裡每個人(包括我自己)都會認同的觀點。但這種沒有人會說「不」的景象卻讓我想起藝術史家Claire Bishop所批判的關係美學的作品現場狀態[2]:雖然是一場以「對話」為目標的活動,卻因為活動本身無形中篩選了誰會來、誰能開口,反倒成為一種生產和諧對話的場合。於此想法出現的同時,我有意識到這樣以批判觀點來檢視一場課程內的演講確實有失公平,但因為Kawlra在開始時,便拋出三個可以討論的問題:有沒有需要解釋的部分?有哪些有共鳴的地方?有沒有聽到令你不舒服的地方?我想,講者本意是一場期待真正對話的講座。這提醒了我,這種對「對話品質」的追問,不只適用於我們分析的藝術作品,也適用於我自己所在的學習和教學現場。

參考資料:

Claire Bishop, Antagonism and Relational Aesthetics. October 2004; (110): 51–79. doi: https://doi.org/10.1162/0162287042379810

Rogoff, 2008. Turninge-flux Journal, 0https://www.e-flux.com/journal/00/68470/turning/


[1] Aarti Kawlra自2016年起擔任荷蘭萊頓大學國際亞洲研究所(IIAS)旗下教育合作計畫與網絡「跨國界人文學」(HAB)的學術主任。她的詳細個人資料可參考網站

[2] 最清楚展現這一面向的例子是藝術家Rirkrit Tiravanijia在1992年的作品Untitled(free)。他將紐約 303 Gallery 的展覽空間轉化為開放式廚房,邀請前來參與的觀眾一起吃他親手烹飪的咖哩。在此作品中,食物本身只是促進觀眾與藝術家之間建立溝通的媒介,觀眾參與的過程才是作品的核心。在許多論述中,則件作品被視為解放了美術館空間,或是消弭觀眾與藝術家界線的作品。

但在Bishop的觀點中,這種對話被批評停留在「和諧」的層次,而未觸及其政治面向(pp.67-68)。為什麼和諧會是一種問題?當Bishop引用藝評人第一視角的經驗,指出這一對話的過程實際上是高度同溫層內、幾乎如同微烏托邦的存在,而這種方式,其實正排除了那些「當他們加入時,會使對話出現不和諧聲音」的人。這種排除使得對話的意義被削弱,無法稱之為一件好的藝術作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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